文艺天才掌控王朝政治 致命败笔在那里？_开云app官网登录入口

本文摘要：文/微风某天，宋神宗到秘书省看到后主李煜的画像，儒雅俊秀、神采风骚，不禁驻步良久，深为赞叹。恰在此时，后宫一嫔妃梦见李后主来谒见，然后生下了徽宗。——这是一则源于明朝《良斋杂说》的传说。真假临时岂论，但南唐后主李煜与宋徽宗之间，还真有相似之处。 话说南唐后主李煜金銮殿上“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然而“一旦归为臣虏”，提笔填词后的李煜好像才真正有了“天子范儿”。我们的主角宋徽宗也是，庙堂之上，遭“靖康之耻”；水墨丹青前，却敢笑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风骚”。

文/微风某天，宋神宗到秘书省看到后主李煜的画像，儒雅俊秀、神采风骚，不禁驻步良久，深为赞叹。恰在此时，后宫一嫔妃梦见李后主来谒见，然后生下了徽宗。——这是一则源于明朝《良斋杂说》的传说。真假临时岂论，但南唐后主李煜与宋徽宗之间，还真有相似之处。

话说南唐后主李煜金銮殿上“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然而“一旦归为臣虏”，提笔填词后的李煜好像才真正有了“天子范儿”。我们的主角宋徽宗也是，庙堂之上，遭“靖康之耻”；水墨丹青前，却敢笑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风骚”。

宋徽宗，一个“失败”的天子，为何久久没被后世遗忘？他的文艺天赋是名副其实还是被注水了？文艺天才掌控王朝政治，致命的败笔究竟在那里？一、徽宗的绘画术业有专攻，如顾恺之擅长画人，文征明擅长画山水，梵高擅长画向日葵，而能将人物、山水、花鸟三种题材全部领悟的人并不多，徽宗天子就是这不多之中的佼佼者。其山水画代表作有《雪江归棹图》画中：群山皎洁，崎岖犬牙交错，江水静深流远，水天一色，人物萧条，江上只泛舟一二。沉醉其中，好像天地间的寥寂扑面而来，令人怅然若失、黯然忘我。

人物画《听琴图》其人物、景物的结构，其描绘工笔的清丽、神妙，令人击节歌颂。花鸟画最多有《瑞鹤图》、《竹禽图》、《五色鹦鹉图》等等。《画继·圣艺篇》评论道：“笔墨天成，妙体众行，兼各方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横跨绢素，几欲运动，众史莫能也。”武艺之高，可一语道破。

总之，在徽宗的妙笔丹青之下，“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理。”也就是说徽宗的武艺可在三种题材任意切换。

二、徽宗的书法书法是徽宗的第二项特技，别开生面的瘦金体就是他的独创。瘦金体属楷书但个性鲜明、强烈。“运笔灵动快捷，字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其大字尤可见风姿绰约处。”这种侧锋如竹的书体，如果没有很高的书法功底和气定神闲的心境是很难完成的。

宋徽宗书法代表作有《楷书千字文》和《草书千字文》气势雄健、丰神飘洒。恰如《书史会要》推崇的“笔法追劲，竞度天成，非可以痕迹求也。” 三、徽宗的文学书画艺术要靠文学功底的陪衬。

木心先生曾品评“大陆新文人画是文盲画的文人画，看了起鸡皮疙瘩的，识字不多的作家才会喝彩。”《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可以显示出徽宗的文学功力。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几多、无情风雨。

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那边。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徽宗用比兴手法，由杏花艳丽却惹风雨摧残，联系到自己，叹息人世间的悲欢无常，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无尽感伤。一如后主李煜“祖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徽宗有如此才气，自然当起了“校长”，在选拔文艺人才方面留下了一段段韵事。有这一题：山中藏古寺，应试者多在深山寺院，飞檐着墨，而被徽宗拔得头筹的图中没有寺庙屋宇，只画了一个在山溪挑水的老僧人，僧人挑水讲明山中有寺庙，一大把年龄还要自己挑水讲明寺中香火不旺，破败许久了吧？ 这样不着一字尽得风骚，把藏字巧妙地体现出来。又一题，“踏花回去马蹄香”众人的思维多数是骑马者穿梭于花丛之中，而获得徽宗赞赏的是一匹骏马后面追随着几只小蜜蜂其中的巧妙不言自明。

所以《画继》对高宗给予高度评价“徽宗天子天纵将圣，艺极于圣。”换成现在的话就是东方的缪斯。有如此成就，徽宗亡国之气可以稍稍平复了。

四、当文艺遇到了政治但宋史却说他，“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隔行如隔山，似乎最高级的艺术家搞政治总是不及格的。究竟跨专业做天子，会自带不专业属性。

好比用人，文艺家大多青睐文艺家。徽宗的左右手：李邦彦和蔡京。

这二位何以深受君宠？因为李文能逗唱，武能蹴鞠，号称“浪子宰相”；蔡擅书法，且“江湖职位”奇高，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大多”之外另有谁呢？仆从。为什么是仆从而不是士医生呢？还是徽宗文艺家肚子里的两只蛔虫在作怪。

自豪和狭隘，令其有一种睥睨天下，天下一人的感受。这就很难包容其他差别的意见、看法，自然反感与士医生的互助，所以听话成了他用人的第二大尺度。阉人童贯、李彦、梁师成等小人因此得势。“亲贤人，远小人”在徽宗这里反过来大行其道了。

更恐怖的是当艺术家的自由遇上了政治权力。文艺家精神上仰慕自由，行为上叛逆不羁，尤其是最高级的艺术家。

中国的嵇康、李白，欧洲的拜伦、尼采无不都是这样。而政治家呢？金庸先生认为，“中国乐成的政治首脑第一个条件是忍，包罗克制自己的忍，容忍之人，以及对敌人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

” 木心先生也说：“天性优美，才气横溢的人，放在政治、恋爱上会失败，在文艺上会乐成。”可见文艺家和政治家的气质是截然差别的。

当艺术家驾驭了政治权力，自然会带着权力钻天入地、斧砍火烧。宋朝每临大事，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配合商定，开国百余年，成为老例。但徽宗颠覆传统，拒绝平淡。

很有康熙的“今天下巨细事务，皆朕亲理，责无旁贷，若要将要务分任与人则断不行行”的作派。让宰相、枢密使等大臣成了贩夫走卒，或是直接将他们撇开，让阉人、小吏去做，而且还要求他们坚决、迅速的执行，敢“稽留时刻者，以大不恭论，流三千里。

”效果朝廷毫无法度可言，为乱臣窃政打开了大门，徽宗成了破坏之王。既然自由帮了权力，那么权力也要回报自由。在政治权力的逢山开路之下，徽宗越发“轻佻”。

他喜欢奇花异石，恨不能将天下花石据为所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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